中国新兴版画的发展——新兴木刻运动的影响手工拓印教程

第三章 中国新兴版画的发展

第一节 新兴木刻运动的影响

一、国统区的木版画

国统区是国民党时期所管辖及统治的区域，称为“国统区”。1928年，国民党北伐成功，建立了“中华民国”。由此往后，到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前夕，除去在抗战期间，有一部分被日本军队和共产党政府分别占据的地方成为沦陷区和解放区外，其余在国民党统治下。

1929年，左翼文艺的新兴木刻运动发端于国统区的上海和杭州。由一个社团初发端倪，在大文豪鲁迅先生的呵护和提携下，迅速发展为一个遍及全国的美术运动。这个社团即是杭州国立艺专由学生组织的“一八艺社”。事实上，“一八艺社”，包括多种画种的校方团体。后来一些受左翼文艺影响的学生对它重新进行组织，强化了木刻于其中的地位。这个社团的主要成员有陈铁耕、陈卓坤、胡一川、汪占非、夏朋、卢鸿基等，后来都成了新兴木刻运动的骨干力量。1931年8月在上海举办的“上海木刻讲习班”是由“一八艺社”成员与上海的进步美术青年和左翼美术家联盟结合后，由鲁迅先生组织青年骨干成立的。在“左联”和鲁迅的思想引导下，新兴木刻的影响迅速推及社会，木刻成了左翼和进步的代名词。由这一年开始，各种木刻团体就成立了几十个。左翼文艺是以文艺大众化作为中心开展的。左翼文艺关注的是人民大众的苦难生活。艺术家从同情他们的遭遇到歌颂他们的觉醒。这在美术创作来说应该是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将艺术事业与劳苦大众解放事业结合在一起。因此鲁迅说：“近五年来骤然兴起的木刻，虽然不能说和古文化无关，它乃是作者和社会大众的内心的一致的要求，所以仅有若干青年们的一副铁笔和几块木板，便能发展得如此蓬蓬勃勃。因此也常常是现代社会的魂魄。” 30年代初期新兴版画诞生的时候，也正值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加剧了民族危机，同时也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热点。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之日，也就是新兴版画发展壮大之时。构成现代社会的魂魄，应该是救亡图存、反抗侵略的民族精神。新兴版画正是在作品中体现了这种精神。在左翼青年的追求下，江丰的《要求抗战者！杀》（图12—1）、胡一川的《闸北风景》（图12—2）、《饥民》和汪占非的《五死者》为最有代表性。在他们之后，则有、《码头工人》、陈铁耕的《母与子》、野夫的《搏斗》、陈普之的《黄包车夫》、夏朋的《清道夫》、力群的《病》、等。这一系列作品，从题材上都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作者们面对人民的苦难，怀抱深切的同情；对于中华民族的命运，深感忧患。他们用自己的作品激发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一起去反抗和战斗。从新兴版画早期的作品来看，中国的新兴版画创作有大量吸收或称做模仿的痕迹，这与鲁迅先生大量引入国外版画家的优秀作品有直接关系。由此，我们也清楚的了解了这些早期作品风格以及图式的由来，野夫的作品《搏斗》（图12—3）受麦绥莱勒风格影响很大。胡一川、江丰的作品也分别有麦绥莱勒早期作品的痕迹，尽管这些年轻的版画家当时没有自己的风格面貌，但这一新生的绘画形式，用来作为进行斗争的武器，而学习外来技术是可以理解的。同时，我们在这些画家的后期作品中看到明显地摆脱了模仿的痕迹，而形成了富于民族化精神的风格。

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活动环境里，国民党政府对左翼文艺的文化围剿也十分猖獗。因此，在早期国统区的新兴木刻运动中，进步青年是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创作的。许多画会被捣毁，不少青年蹲了牢狱。如江丰、艾青、曹白、于海、黄山定、力群、叶洛等。40年代后期的三年内战期间，国统区的木刻又成为异己被政府打击，但木刻还是在现代中国的民主进程和迎接中国黎明前的黑暗里，发挥了先锋作用。段于青《保全领土的完整》（图12—4）用强烈的黑白对白语言有力的表现了当时的民众不畏官方的镇压，积极抗战的决心和气势。从这幅作品的造型手法看，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国外作品的影响。但从画面的完整性和构图的角度分析，已经趋于成熟。

1936年以前的国统区版画，在其成长过程中，虽备受磨难，但却是幸运的。陈烟桥《春景》（图12—5）是一幅非常优美的风景画，说明了国统区的版画家们虽身处险镜，但在艺术表现上不断地追求。这幅作品构图疏朗，用刀考究，完美的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堪称是一幅佳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木刻组织随西迁队伍流入了武汉、桂林、昆明和重庆等后方都市，所到之处，对当时报刊的帮助和借报刊扩展自己的影响，在当时情况下木刻在很大程度上已从隐匿走向公开。成为大众化的社会艺术形态，这时的人们不仅受着版画作品的鼓舞，而且能够欣赏版画。马达的《待敌》（图12—6）尽管我们能看到受苏联画家法服尔斯基作品的影响很大，但我们还可以感到画家对作品美感的孜孜追求。同时，也反映了这些版画家是在一片肥沃的土地里成长的，当时的版画家还有了自己的组织——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仅从1938年6月到10月迁移至重庆，会员就发展了200多名。韩尚义《抗战门神》（图12—7）1941年1月又相继成立了中国木刻研究会，标志着国统区木刻运动第二个阶段的来临。在这种形式下莫朴创作的《鲁迅像》（图12—8）是对这位曾经倡导新兴版画运动的大文人的怀念。这时全国性不同规模的木刻画展非常活跃地不断展出。国统区的版画工作者不仅坚持斗争，同时与延安的木刻界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以至在1942年举办的全国木刻展览会上，能展出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解放区木刻作品。1943年和1946年又分别举办了全国木刻展览”和“抗战八年木刻展”。至此，木刻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影响达到了高潮。1947年国统区木刻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斗争中也同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黄新波《卖血后》（图12—9）从而，使中国的新兴木刻版画再次写入中国革命的史册。1949年与解放区的木刻会合，由此开辟了新中国美术事业的新篇章。

二、解放区的木版画

解放区特指1936年至1949年这个时期由中国共产党管辖的区域，主要有两大块：一是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北方解放区，属八路军开辟的抗日根据地；二是以苏北广大地区为主体的南方解放区，属新四军活动的区域。

1936年12月9日西安事变爆发，陕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随后开赴抗日前线。从此，在国共合作的局面下，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开辟的抗日前线根据地晋察冀鲁豫地区以及长江南北的新四军地区得到国民政府的承认。

解放区。这个局部的红色地区，对全国人民充满着神奇的吸引力。自抗战以来，国统区的很多知识青年千里跋涉，闯过关卡，投奔到延安去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

在中国现代美术史和版面史上，解放区的木刻版画艺术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一方面，解放区的木刻版画继承和发扬了由鲁迅先生培育起来的新兴木刻的传统；另一方面，它又根据解放区特定的历史条件和革命的需要，创造出了一批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艺术作品，从而在艺术形式和艺术内容两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给予了极富创造性的形象表达。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12年时间内，木刻版画艺术的活动与创作遍布所有重要的解放区，如延安、晋冀鲁豫、晋绥、新四军抗敌革命根据地和东北解放区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大批有志于革命的美术青年从上海、杭州、广州等地来到延安，其中有胡一川、沃渣、江丰、马达、陈铁耕、黄山定、张望、刘岘、力群等。这样就使延安的木刻版画艺术，能在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木刻的革命传统和艺术水平的基础上发展和进步。在延安不仅重视文化艺术工作重要作用，而且还兴办艺术学院，为当时的革命和未来的建国需要培养新型的文艺人才。1938年10月，由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和周扬等人发起，在延安成立了“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先后在延安“鲁艺”美术系执教的有胡一川、沃渣、马达、江丰、陈铁耕、力群、刘岘、张望、黄山定、王式廊、陈叔亮、王曼硕、蔡若虹、胡蛮、王朝闻等，先后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美术家，其中有古元、彦涵、罗工柳、王琦、焦心河、夏风、张映雪、郭钧、刘旷、林军、牛文等。

延安的木刻版画艺术在解放区的中心地位，不仅表现在它集中了一批优秀的木刻艺术家，创作出了一批著名的美术作品，而且还在于它的艺术思想、艺术实践和艺术风格对其他解放区的艺术创作具有指导作用。鲁艺木刻工作团以胡一川为团长，成员有罗工柳、彦涵、华山。它虽然是一支木刻轻骑队，但由于是“精兵强将”的组合，所以，在太行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木刻宣传工作中，发挥了巨大的社会作用。

在晋察冀解放区，木刻版画艺术的创作和宣传工作也很有成就。这与一大批从延安来的木刻艺术家的积极参与是分不开的。从1938年到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有徐灵、沃渣、陈九、秦兆阳、田零、江丰、马达、彦涵、古元从延安来到晋察冀从事木刻版画的创作和宣传工作。为了使木刻艺术作品更好地发挥它的宣传战斗作用，晋察冀解放区先后创办了许多报纸和画刊来刊登木刻作品。如《抗敌画报》、《战线画报》、《冲锋画报》、《七月画报》、《前卫画报》、《火线画报》、《挺进画报》、《农民画报》、《青年画报》、《儿童画报》和《晋察冀美术》等，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不少优秀的木刻艺术作品。为了促进艺术的发展和进步，晋察冀边区政府还设立了边区鲁迅文艺奖金，以奖励那些创造了优秀艺术作品的艺术家，其中也包括创作了优秀木刻艺术作品的木刻艺术家。

在解放区中，晋绥的木刻艺术活动也很活跃，活动方式与其他的解放区的活动方式大体相同。先后在晋绥解放区从事木刻版画艺术创作和宣传工作的有李少言、赵力克、牛文、阎风、刘正挺、吕琳、林军、刘蒙天、苏光、力群等。
在解放区的木刻版画艺术中，新四军的木刻版画也很好地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1938年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后，就组建了战地服务团美术组。在新四军的木刻艺术活动中，还创作了一类实用性很强的木刻作品，其中有新四军的臂章，新四军地区发行的钞票、邮票和地图等。为创作新的作品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新四军中从事木刻创作、宣传活动和教学的木刻家有莫朴、赖少其、芦芒、吕蒙、程亚群、沈柔坚、邵宇、吴耘、杨涵、涂克、刘岘等。

刻版画艺术的成就是由两个大的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木刻版画家创作的艺术作品，它们集中反映了解放区木刻艺术家们的创造才能以及解放区木刻版画艺术的性质与特征；另一部分是木刻版画艺术在解放区的特定活动方式，包括兴办美术学校，举行各种美术展览，组织各种美术团体，开办美术工场，创办各种美术画报等。解放区的木刻版画艺术奠定了自己在中国现代美术史历史地位。

版画艺术作品最重要的题材有两类，一类是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前线相关的战争题材，它们以最为直接的方式，服务于当时的战争需要。从作品涉及的题材看，练兵、参军、战前准备《打靶》（图12—10）、攻城、出击、破碉堡、抢救伤员、伏击敌火车、血战青纱帐、支援前线、欢庆战斗的胜利……犹如一幅幅历史画卷，从战争题材的功能角度来看，有建设家园的题材《挖窑洞》（图12—11）有瓦解敌人的题材（《思乡》施展作）；有歌颂战斗英雄的题材（《战斗英雄刘四虎》杨青作）；有颂扬军民鱼水情的题材《移民到陕北》（图12—12）等。

解放区描绘战争题材的木刻版画，是现实主义的，具有很强的叙事性特征，作品的风格呈现出自然、朴素的倾向。如胡一川创作的《攻城》，就是在巧妙的黑白对比和近景构图中，表达攻城的艰难和战斗的紧张气氛的。

在解放区的木刻版画作品中，大量反映向封建的生产关系革命和土地改革的题材。在解放战争中，随着反封建斗争和土地改革工作的深入，反映这类题材的作品就更多了，其中著名的有古元的《焚烧旧地契》，彦涵的《诉苦》、《和地主算帐》、《向封建堡垒进军》，林军的《吐苦水诉仇恨》，莫朴的《清算图》，荒烟《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图12—13），石鲁的《打倒封建》，牛文的《领回土地证来》、《丈地》等。
《减租会》（图12—14）和《焚烧旧地契》在前一幅作品，作者描绘了农民与地主进行面对面斗争的场景。作者抓住双方冲突到了顶点的时刻和农民正处在上风的一瞬间，以较大的人物动势强化了地主与农民之间阶级对立关系，在《焚烧旧地契》（图12—15）这幅作品，极力营造一种土改胜利后的欢庆气氛，显示了艺术家的另一种艺术风格，

解放区提倡移风易俗，建设新的文明风尚相关联。反映解放区这类题材的木刻作品王流秋的《宣传卫生》，古元的《离婚诉》，王式廓的《改造二流子》，江丰的《念书好》，戚单的《学习文化》，杨涵的《学习小组》等。
在解放区把木刻艺术发挥到了最大程度的作用。当时，从军服上的徽标，到解放区通用的钞票《木刻钞票》（图12—16）和战地板报无不显示着木刻的用场，到处都可见到木刻的艺术力量和宣传力量。

解放区的木刻版画艺术主要是为解放区的农民服务的。这样认为的理由是：解放区木刻版画作品中描写的主体是农民和战斗在前后方的战士，即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而只有为数有限的作品描绘了工人。即使是“兵”，实际上绝大部分也是穿了军装的农民，当时的解放区就在农村，而不是在城市。解放区的木刻艺术作品的接受群也主要是农民。，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在审美趣味和欣赏习惯上，仍然带有浓厚的农民色彩，而与城市居民的审美趣味有差异。《劳军》（图12—17）

解放区木刻艺术的“民族化”，实际上是木刻艺术的“民间化”。但是，这种“民间化”绝不是偶然形成的，它除了欣赏主体是农民，解放区在这村，便于研究和吸上当地农村和民间艺术形式等原因外，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它所具有的特殊的象征功能，即在木刻艺术形式中利用和吸上由农民创造又由农民享受的民间艺术形式，不仅能表达艺术家的身分变化而且也能成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为中国大多数受苦民众谋幸福的政党的一种象征。
由鲁迅引进和培养的西式新兴木刻艺术的中国化和民族化，正是在与解放区的农村改革和农民审美取向的结合中完成的。

从艺术形式方面，新兴版画也是从借鉴外来形式转向了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如何作到艺术家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等一系列问题也就提出来了“鲁艺”向民间美术学习，利用旧形式表现新内容。这种旧瓶装新酒的作法仍然不能让人满意，主要原因是内容与形式不统一。直到古元、彦涵等一批有代表性的作品问世之后，内容与形式的问题才在他们的艺术实践中得以突破。他们的实践体现出深入生活的重要。延安木刻从理论到实践都证明了这条原则应是文艺创作所必须遵循的。新的艺术能和时代同步，与国家民族同命运，同广大人民同呼吸共患难，从而发挥艺术的社会功能，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所积累起来的成功的经验，是开拓现实主义美术创作所创造的经验，是现实主义艺术的必经之路。
中国新兴版画真正兴起来确实与中国革命有密切的关系。鲁迅开始介绍欧洲版画是1929年，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美术家联盟成立。把艺术作为战斗的武器也是从新兴版画开始实践的。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热情更加高涨。美术家到战地写生，选择与抗日有关题材作画，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我国美术活动中心，也从沿海城市向内地转移，由城市生活转移到深入农村和部队生活。对劳动人民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表现人民大众也就有了现实依据。他们是战士又是艺术家，这在美术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

梦想与现实之间的磨合让我读懂很多生活的语言，风虽改变了方向，却没有改变我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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