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服饰纺织图案中的装饰符号

近几个世纪，几何图案一直是时尚界的宠儿，而中国传统服饰却几乎不见几何图案。奥秘在于日益发达的染、织、绣技术，让中国人抛弃了这种简单的显花方式，追求复杂而有技术含量的花纹。当然，另一重要原因是，几何图案并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与其他装饰符号相似，图案的吉祥含义，是中国人服饰的重要诉求。

喜爱中国传统服装、丝绸、刺绣的朋友们一定注意到，不论是博物馆里展出的传世出土服装实物，还是绘画、陶俑上表现的服装纹样，我们都很少看到圆圈、方格这些风靡全世界，让近现代时尚界十分喜爱的几何图案，这是为何？是中国人不喜爱这些纹样，还是别有原因？

裙子上的花卉
这是清末的红色织绣花卉鱼鳞裙，裙摆上的各式纹样精致而细腻。在中国传统服饰上，类似的纹样很多，但几何图案却少见，这与中国染织技术有关。
摄影／陈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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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没有一点蛛丝马迹。2014年10月，国际绞缬染织研讨会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召开，在主办地中国丝绸博物馆特地策划的“丝路之缬·古代中国”展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一件珍贵的古代上衣：紫褐色的绢，交领大袖，是我们熟悉的上襦样式；而衣上斜向密密麻麻地铺满了浅色的小圆圈，又让人感到罕见而陌生，不是我们印象里传统纹样常见的风格。

据介绍，这是一件出土的北朝上衣，衣上的圆圈纹，来自一种古老的工艺——“绞缬”，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扎染”。这种工艺，曾经在中国大地上广泛流行过，但是今天却几乎难见它的踪影。论起原因，这还得从面料的染织技术在中国的发展说起。

最早的几何图案
这是距今两千余年前的高句丽的墓室壁画，舞者身着圈点纹的袍服、衣裤。在右边这件北朝的绢衣上，也遍布细小的圆圈纹。圈点纹可谓最早的几何图案，这和它的制作工艺有关。它来自一种古老的工艺——“绞缬”，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扎染”。圈点纹，最基础的图案

纺织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用葛、麻、丝、毛纺线织成布帛之后，便可以制成服装。但我们的祖先似乎不满足于简单素色的衣服面料，又将布料通过植物、矿物染料染出各种颜色。在有了色彩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希望能看到更具有装饰性的花纹，于是又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方法在织好的布料上留下纹样，最基本的方法有刺绣和印染两大类，印染包括在面料上直接涂绘、压印，还有就是各种“防染”法。

什么是防染？顾名思义，就是防止染色，古人想出各种稀奇古怪的方法，在染色过程中阻止颜色染到某一特定的部位，也就是留白，留的白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图案或纹样。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各种蓝印花布、蜡染、扎染……都属于防染印花，在古代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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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锦与绣
左图为东汉的“安乐绣”锦，各种祥禽瑞兽、流云山峦，穿插吉祥文字，组成富有装饰感和美好寓意的织物纹样。右图为西汉的长寿绣黄绢。从上可以看出，先秦两汉流行的锁绣技法，已经可以构成各种流畅复杂的线条和色块。

“缬”的方法有好几类，其中最简易原始的是“绞缬”，它很有可能是最早出现的防染显花方法。这种技术的发明，很可能和一些意外有关，譬如在织物的储存运输中，捆绑久了便有可能导致被绑扎处的新旧颜色差异；在染色过程中，无意中的捆绑可能会阻止部分染色，还有可能在织物拼接、扎缝的位置也发现留白纹样。受到这些极容易出现的情况的启发，人们就开始刻意在染色前按照特地的布局绑扎布料，来显现花纹。从东亚到非洲、美洲，全世界各地的原生文明中几乎都有发现这种技术，甚至不需要通过文化传播。

而中国的“缬”字，本意也指的是“绞缬”。《一切经音义》：“以丝缚缯，染之，解丝成文曰缬也。”解释“缬”的意思就是用丝线在布料上系结，然后解开而得到纹样。元代胡三省也记道：“缬，撮彩以线结之，而后染色。既染则解其结，凡结处皆原色，余则入染也。其色斑斓谓之缬。”可见在中国传统概念中，也是先有绞缬的技术。之后再出现其他防染印花法时，才有了各种“缬”的区分。

绞缬工艺需要的条件最简单，不需要绘制，也不需要花版、防染剂等特殊工具，仅凭针、线和双手便可实现，依据一定的花纹图案，用针和线将织物缝成一定形状，或直接用线捆扎，然后抽紧扎牢，使织物皱拢重叠，染色时折叠处不易上染，而未扎结处则容易着色，从而形成别有风味的晕色效果。

这也许很令人意外——最基础的图案，就是用绑扎法而得的圈点纹。将布料撮起一小点，用线环扎几圈，打套结，紧紧绑住再染色，这样被扎线绑着的这一圈，解开后便能形成白色的小圆圈或者小方框。这种方法能适应于各种纺织物，又不为面积、厚薄所限制，花纹可大可小，宜简宜繁。在新疆且末公元前八世纪墓葬出土的织物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缝绞、绑扎几种绞缬技术的使用，它的结果便是圆圈、方格等纹样。可见这种技术之历史久远，而且至今在非洲一些生产技术落后的地区被广泛使用。

一气呵成的提花

但是，我们在先秦两汉出土的丝绸中，依然很难找到这些原始防染显花技术的踪迹。有部分原因是被保存下来的多是贵族阶层所用的高级丝绸，不需要使用这些初始技术，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当时的中国丝绸织绣技术已经普遍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自养蚕缫丝技术发明以来，中国的高级丝绸工艺技术的提高一直在突飞猛进。考古发现的商周丝绸尽管不多，但已经相当精美，当时的中国人已经发明提花织机，新的丝绸品种开始出现，矿物和植物染色技术也已经相当成熟，这为丝织物色彩和图案的表现力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可能。

除了简单的平纹素织物绢、绡、绸、练、缣外，还出现了能够本色提花（即暗花）或绞经的绫、绮、纱、罗，通过织物组织结构的差异，反射光线效果的不同，以显现若隐若现的花纹；再到把染成彩色的丝线，靠经纬线的变化织出五彩花纹来，就是更加富丽堂皇、也极其费工昂贵的锦了。这些都属于在织造过程中一气呵成的提花方式。

若在织好的丝绸上进一步用彩色丝线刺绣，想绣什么纹样便出什么纹样，那便是“锦上添花”。刺绣的色彩更为丰富，花纹甚至还有立体质感，装饰效果也更加璀璨夺目。

刺绣的表现力很强，几乎无所不能。仅商周秦汉流行的锁绣技法，就可以任意构成各种颜色的线条和色块，表现流畅复杂的花纹。还有凸版套色印花的技术，也使复杂纹样的批量生产变得更加简便。

当时官府和个体的纺织、刺绣手工艺都有相当可观的规模。尤其是上层统治阶级，滥用锦绣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为此墨子还认为商纣王灭亡的原因之一就是过度奢华、滥用耗工费时的丝织物。汉代有专门管理为皇室“织彩为文”、生产高级织物的“服官”。地方豪强拥有成百上千的织绣工人专事织绣，甚至“犬马衣文绣”。而对于技术难度较大的丝织品，民间也有各种专业性质的作坊来织造，形成大规模的商品生产。不仅生前锦衣绣服，死后还要用大量刺绣陪葬，《汉书·霍光传》记载霍光死后，仅绣被就随葬百领之多，“长安何纷纷，诏葬霍将军，刺绣被百领，县官给衣衾”。时人“预买棺椁，多下锦绣，立被发冢”。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现，成为考古史上一个重要事件。不仅因为墓主人辛追保存完好的身体，还因为大量的出土物让人看到了西汉的生产生活水平。

让我们看看辛追夫人的衣服华丽奢靡的程度：墓中出土的大批织物中，保存完好的衣物有58件，刺绣织物有40多件，除内棺的16件刺绣衣衾外，还有放在竹笥里的单幅刺绣6件，衣物等18件，以及内棺上作装饰的刺绣等。刺绣保存非常完好，虽经二千多年漫长岁月，依旧光辉夺目。花纹有六大类，其中的“信期绣”，描绘定期南迁北归的燕子，流云卷草点缀其间，但每一件的花纹繁简、色彩搭配都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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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树水鸟夹缬
难以想象，图中复杂的图案是唐朝人用夹缬所为。夹缬是用两块雕刻成图案的花板，夹持织物进行染色的工艺。其最精彩的是多彩夹缬技术，能达到色彩丰富、纹样复杂的效果，故一出世便得到上层社会的喜爱。

随着社会经济繁荣发展，汉代老百姓也出现了“衣必文绣”、“富民墙屋被文绣”的情况。西汉的贾谊曾向文帝上疏表达对当时民间使用华丽绣衣奢侈程度的担忧，认为民间给奴婢也穿上绣衣、丝履，把精美的绣花面料拿来装饰墙壁，这样的话要天下财源不穷尽，恐怕是不可能的。但他的担忧似乎是多余的，这种情况在汉代反而越演越烈。西汉宣帝的庐江太守桓宽记录的一次著名会议《盐铁论》，里面提到当时的奢侈消费，就频频提到：“今富者缛绣罗纨，常民而被后妃之服”，“今富者黼绣惟幄”，“今富者绣墙题凑”。东汉大学者王充在《论衡》里也说“齐郡能刺绣，恒女无不能”，齐郡的妇女没有一个不会刺绣的。可见在当时，民间使用刺绣衣料也达到一定的普遍程度。

几种绞缬
随着胡风吹进中国，圆点纹在北朝到唐代又卷土重来，如这几幅图所示。虽然是以简单的绑扎圈点作为基础，尺寸或大或小、或疏或密，再加以组合变化，就会产生出不同意趣的撮晕花样来。

费了那么多口舌叙述纺织技术的发展过程，其实只想说明一点：能织绣出五彩斑斓的纹样，何须染那个圈圈点点呢？当有了新技术，达到一定高度的生产力，能大量生产织锦与刺绣以后，中国服装上的纹样，也从商周早期的几何图形发展得越来越复杂多变，并附加了更多的文化意味在里面。

两汉是一个崇尚阴阳五行学说，道家方术升仙观念盛行的时代，丝绸上的纹样自然也有所表现——一派云气缭绕、神兽灵动的意境。文献中有“连烟之锦”、“翻鸿锦”、“五色云锦”、“乘云绣”、“长寿绣”等等名目，实物所见也常常是各种流云山峦、祥禽瑞兽、神仙灵异，甚至穿插各种吉祥祈福的文字，组合成富有装饰意味、象征含义和美好寓意的织物纹样。

圈点纹再度归来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魏晋南北朝时，简单的圈点纹样忽然又悄然出现了。从西北边陲新疆吐鲁番、营盘，河西走廊甘肃花海、敦煌，到陕、晋地区，都有直接、间接的绞缬文物出土。甚至远至东北高句丽的壁画墓中，也大量出现穿着满身圆点衣裙的人物，包括前文提到的那件绞缬上襦，也是北朝时期的产物，这是为什么呢？这也许与当时战乱对生产的打击，以及频繁的民族交流有关。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连绵不绝，国家长期分裂，政权更替频繁。“天下凶荒，资财乏匮”，中原高技术水平的丝绸染织、刺绣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打击，丝绸生产中心往南方蜀地转移。北方高级织绣的生产有所收缩，作为贵族财富、身份地位的标志物，锦绣的使用也开始出现了限定。晋武帝曾禁止过雕文绮组等过于奢华的织物，并裁省后宫罗绮工人五百多；禁止普通民家造锦、衣锦的诏令屡见不鲜；本色提花绫、绮，成为仅次于锦的高级织物，也一度和锦一起被纳入禁令，不准私自织造，也不准六品以下官员服用。最严苛的例子来自于曹操，他甚至不准后宫穿锦绣之衣。一次，曹植的妻子身穿锦绣的衣服，被曹操登上高台看见，居然命她返回娘家，并赐自尽。

通经断纬的缂丝
右图为明代缂丝鹭鸶补子，两只鹭鸶刻画得惟妙惟肖。缂丝呈现图案的方式最为复杂，如左图所示，在描好线稿的基础上，“通经断纬”即在局部用小梭子穿绕形成图案，这种技法，甚至能表现大幅色彩丰富、笔法精密的画面，可以满足皇室、上层社会对于具有身份象征意义的复杂图案的织造（供图／王浩然）。

与此同时，内迁的北方、西北少数民族也带来了各种带有异族色彩的文化元素和工艺。而技术难度小，容易获得花纹图案的绞缬，很有可能在此时又再度兴起，受到普通百姓的欢迎。所以突然之间，我们在北方十六国时期的陶俑身上开始看到各种圆圈装饰的流行。出土的绞缬文物也越来越多，魏晋到隋唐的墓中，便出土过很多小点状，或者网目状、花朵图案的绞缬实物。

这时候，以简单的绑扎圈点作为基础，尺寸或大或小、或疏或密，再巧妙的加以组合变化，点染套色，再配合缝扎、夹绑等技法，就会产生出不同意趣的撮晕花样来。唐诗里经常会出现撮晕缬、鱼子缬、醉眼缬、团宫缬等等这些很迷人的名字，都是属于圈点纹的发展。比如李贺《恼公》中“醉缬抛红网，单罗挂绿蒙”，提到的醉缬，就是“醉眼缬”，大约就是酒醉后眼睛、皮肤染上一层红晕的样子，生动地表达了它的妩媚。还有一种著名的紫地白花绞缬纹样“鹿胎”，则是因为它的效果模拟当时流行的鹿胎羔皮圆点纹样而得名。

与此同时，其他的几种染缬工艺也陆续出现并得到发展。首先是“蜡缬”，即蜡染的应用。在织物上或点染或描绘或通过漏板刷上蜡液后进行防染，染后除蜡便显现花纹；很快，用以草木灰、蛎灰之类为主的碱剂进行防染印花的“灰缬”也得到流行，灰缬也叫刮浆染，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蓝印花布”，在纸版上雕出透空的纹样，将防染灰浆透过花版涂在织物上，染后刮除得到白花花纹样；再来就是最重要的“夹缬”，一种用两块雕刻成图案对称的花板，夹持织物进行防染印花的工艺及其工艺制品。

据《唐语林》言：夹缬的发明者是唐玄宗时柳婕妤之妹，她“性巧慧，因使工镂板为杂花，象之而为夹缬。”夹缬中最为精彩的是多彩夹缬，其关键是在夹缬版上雕出不同的染色区域，或者多版套染，使得多彩染色可以一次进行。

灰缬和夹缬，在制成花版之后，便可以大批量快速复制印染，适应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而且造价相对于高级锦绣较低廉，尤其彩色夹缬还能达到色彩丰富、纹样复杂的效果，也得到上层社会的喜爱。

此时绞缬的局限性又再一次暴露出来。绞缬虽然操作简单，不需要特殊工具，但是看似简单的圈点纹样，如果需要取得更精致的装饰效果，将花型缩小到一定程度，工艺就会变得极其繁琐。纵有工具辅助，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在新疆阿斯塔那唐墓中曾发现一具泥头木身女俑，肩上搭着一条绞缬实物帔子，染作豆绿色，上面有三点一组的方框形缬绞，单个花纹的边长尚不足0.2厘米，虽花组稀疏，却极难制作。以阿斯塔纳出土的另一片绞缬绢为例，在残长32厘米，宽8厘米的面积上，就有百余朵圈点。若按当时普通的丝绸尺寸计算，1匹布上大约会有两万个花点，一一都要通过手工绑扎，其费工耗时足以和某些织锦、刺绣相比。

但绞缬的图案表现力又很有限，大多只能形成以圈点、小方框为基础的散点纹样，或简单的重复几何图形，色彩也比较单调，所以无法满足上层社会对复杂精致色彩图案的需求。我们在日本正仓院保留下来的一大批盛唐织物中，可以看到蜡缬、夹缬、绞缬三种工艺的使用，但其中衣物以夹缬、蜡缬为最多，圈点绞缬则比较多被使用在衬里、或不重要的部位。而在民间，又因为绞缬制作费工缓慢，也随着其他可替代的防染技术（如蓝印花布）的普及而日趋低落，只有在偏远技术落后的地区得以保留。

吉祥的纹样

女皇武则天登基之后，除了政治制度之外，还进行了各种视觉上的改革。为了笼络地方大员，彰显政治权威，曾经设计了一套绣袍制度，赐给新上任的都督、刺史等高官。随后赏赐绣袍的范围大大扩大，还形成了纹样等级制度，如诸王饰以盘龙及鹿；宰相饰以凤池；左右卫将军饰以对麒麟。并绕以八字回文。首次明确出现以动物象征官员职务，在胸背最显眼的位置大面积铺设有一定情境的主题图案，不再是简单的重复纹样，是后世流传发展千百年文禽武兽服装图案的发端。

这也是建立在当时织绣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基础之上的。

唐代以来，在刺绣技法上，不仅有早期能构成线条的基础绣法锁绣，铺针、齐针、戗针、套针的平绣，压金彩绣、盘金绣、打籽绣、网绣等等越来越多技法也得到广泛的使用，除了线条色块以外，还可以表现色彩更加丰富、形态逼真的写生花卉鸟兽。另外，除了汉晋经锦之外，图案色彩表现力更强的纬锦、双层锦，甚至织金锦也陆续出现。

尤其还有“通经断纬”、“挖花盘织”的“缂丝”和“妆花”的陆续发明，部分甚至全部纬丝都根据图案在局部用小梭子穿绕，甚至能表现大幅构图复杂、色彩丰富、笔法精密的画面，可以满足皇室、上层社会对于具有身份象征意义的复杂图案的织造。

宋代有个缂丝女红名手叫朱克柔，她甚至可以用缂丝模仿名人书画，花鸟、人物精巧逼真，被时人视为名画收藏。甚至徽宗皇帝也派人搜寻。明清高级服装中大面积的复杂主题图案，很大程度上也都是以缂丝、妆花完成的。

从技术到寓意
解决了技术层面显花的难题后，纹样的寓意成为了中国人更关注的问题。右图是明代的“万古如意”绸，由“…卍”字纹、古钱纹，以及四合如意云头纹组合成“万古如意”的吉祥符号。右图为南京云锦研究所制作的刺绣八吉祥局部，吉祥与精美并存（供图／cfp）。

苏杭等丝织中心地区, 出现了千架织机的大型官营工场。发达的纺织业，带动了染、绣、印等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一般作坊甚至能染出上百种名目繁杂的色彩来。各地还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丝绸产品，花色品种多达几百种。

发达的织造、刺绣技术，也为明清吉祥图案的繁盛创造了条件，使得在织物表达各种吉祥寓意的需求被得到极大满足，不管是暗纹织物，还是刺绣、织锦等彩色织物，都形成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局面。

当时不仅织物，大到宫廷、民间建筑上的砖雕、木雕、铺地，小到各种日用器皿、家具、装饰画，以及摆设、文玩上所描绘的，几乎无一不是吉祥纹样。中国的服饰图案与纹样，可谓达到了随心所欲。

众多的吉祥图案，内容繁杂，其内涵和意蕴，大体都围绕福、禄、寿、喜、财、多子、吉祥、平安等主题。不像汉晋直接将吉祥铭文织在面料上，到了明清，吉祥图案的构成技法也变得异常丰富。大体上有借用具体事物图像的外形、特性进行象征、象形的手法，运用相同或相近发音的谐音法，以及标识符号等方法。

而此时最简单的扎染，尽管还发展出小蝴蝶、花朵等更多的纹样，但因为各种技术和表现力的局限，则只保留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内地部分农村地区；蜡染与扎染情况类似，一次只能描绘一件，而且色彩单调，所以也只存在于少数民族妇女为自己精细描绘准备的服装中；单色的蓝印花布刮浆染，尽管生产便利，也因为镂空花版只能通过小点以及短线构成画面，虽然也能构成各种吉祥图案，但表现力有限，色彩相对单一，也只在民间地区得到流行；简单的几何图案土布在民间一直都有生产，但是又难以满足对吉祥构图的需求。

但时至今日，在享受了上千年高技术水平的锦绣华服之后，最简单原始的民间手工艺及图案，又渐渐回到我们的视野。纯手工的扎染布、蓝印花布、土布，因为质朴的纹样与风格，受到喜爱原生的现代中国人青睐。但绚烂的织锦绸缎，依旧是尊贵的首选。